在论述内伤三阴的基础上，王氏重点阐发了饮食冷物、误服凉药以及口鼻吸入雾湿之气导致阴证的机理及危害，补充了除风寒侵袭肌表而致阴证之外的阴寒病证，大大扩充了阴证的范围，明确了内感阴证病变的中心在三阴，三阴阳气的盛衰，决定着疾病的预后，从而把对伤寒阴证的研究侧重在内感方面。

（二）“内已伏阴”说

王好古论内感阴证的病因，有内、外两方面。外因方面，他以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

“平旦人气生，日中而阳气隆，日西而阳气已虚，气门乃闭，是故暮而收拒，无扰筋骨，无见雾露，反此三时，形乃困薄”为据，指出阴证的形成与不知预防、外感寒湿露雾之邪有关。指出：“阳气出则出，阳气藏则藏，晚阳气衰，内行阴分，故宜收敛以拒虚邪。动筋骨则逆阳耗精，见雾露则寒湿交侵”↑（[5]）。寒湿雾露之邪，因其性为阴而重浊，故“雾露入腹，虽不饮冷，与饮冷同”↑（[6]），可伤人阳气，导致阴证形成，显然，这与一般所说的风寒雨湿外感肌肤而致病迥不相同。内因方面，王氏认为阴证与纵欲、劳倦、饮食生冷、平素体弱有关。《阴证略例·阴证发渴》曰：“阴证……乃嗜欲之人，耗散精气，真水涸竭，元气阳中脱”↑（[7]）而致。至于“好饮房室之人，真元耗散，血气俱虚”↑（[8]），当其罹内感阴证之后，每易深入厥阴、少阴，而出现二经之证。而“膏粱少有，平素气弱之人，患阴证尤多有之”↑（[5]），指出人的体质因素也是阴证形成的重要因素。

虽然王氏认为外感、内伤皆与阴证形成有关，但他强调劳倦、禀赋素弱、饮食生冷等所致的“内已伏阴”才是阴证发病的基础与关键。以其“内阴已伏，或空腹晨行，或语言太过，口鼻气消，阴气复加，所以成病”↑（[5]）。其中王氏尤重饮食生冷、过服凉药，认为是“内已伏阴”的主要因素，在阴证发病中尤为重要。因此，他在“海藏老人内伤三阴例”中列举了饮食生冷损及太阴、少阴、厥阴所出现的一系列脾阳、肾阳、肝阳虚衰证候。所载治验八例，其中七例病人都有嗜食生冷、过服苦寒药物而致的“伏阴”病史。如“阴狂”案中之“宝丰阿磨堆侯君辅之县丞，为亲军时，饮食积寒……则阴证无疑”↑（[9]）等等。由此可见，王氏对阴证发病学的认识是建立在饮食生冷等为主的“内已伏阴”基础之上，“内已伏阴”是致病关键。其对阴证病邪及传人途径的认识，实持有与众不同的观点。

然而，内感阴证也可兼有外感，如内伤饮冷有兼外感风寒的，霜雾雨湿也可同时侵其内外，故王氏说：“有单衣而感于外者，有空腹而感于内者，有单衣空腹而内外俱感者。”↑（[10]）由于“人本气虚实”有异，故受邪轻重也不一。如“虚人内已伏阴，外又感寒，内外俱病”↑（[10]），则病重难治。可见王氏对内感的兼夹、禀赋强弱的预后均有相当的研究。

除了对阴证的病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以外，在阴证的病机传变途径上，王氏认为外感邪气人里，日久固然可以形成阴证，但是，由于阴证的病位在里，所以其传变途径不同于外感先太阳、次阳明、次少阳、次太阴、次少阴、次厥阴的六经顺传，而主要是自三阴向三阳逆传。虽然其论述不多，但此点是他阴证理论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。

（三）阴证的鉴别诊断

阴证的证候表现比较复杂，亦多变证和假象。为使医生临证“阴阳寒热如辨黑白”，所以，王好古对阴证的诊断研究颇深。他认为辨识阴阳主要是在疑似之间，“若夫阳证，热深而厥，不为难辨；阴候寒盛，外热反多，非如四逆脉沉细欲绝易辨也。至于脉鼓击有力，加阳脉数倍，内伏太阴，发热烦躁，欲坐井中，此世之所未喻。”↑（[2]）而未喻之证则不易辨，稍有不慎，则贻误病情。于是，他广采诸家之说，参以己见，总结归纳出十二种常见症状作为临证辨识阴证阳证的客观指标。

(1)发热辨：阳证发热则寒热互见，或蒸蒸而热；阴证发热则下利清谷，汗出而厥，四肢拘急，身表热而手触之不热。

(2)口渴辨：阳证则口舌干燥，渴而多饮，且喜凉饮，脉沉实有力；阴证口舌干燥而不喜饮或喜热饮，若饮其冷水，则渴不解而发热更甚。

(3)烦躁辨：阳证则躁而口渴，脉沉有力；阴证躁而欲坐卧泥水中，四肢逆冷，脉沉细无力。

(4)咳逆辨：阳证则咳而有力，声高气粗；阴证则怅怏而连续不已，声末而作咳逆。

(5)便秘辨：阳证便秘则伴发热，口渴，脉有力，能食不大便；阴证便秘则伴脉沉而迟，不能食，身体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