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选方用药上，从他所搜集的方剂来看，如返阴丹↑（[24]）、回阳丹↑（[25]）、火焰散↑（[26]）、霹雳散↑（[27]）、正阳散↑（[28]）等都是以附子为主药的温肾方剂。有的还是同硫黄并用的峻剂，如附子散↑（[29]）、白术散↑（[30]）、肉桂散↑（[31]）等，则为脾肾双补之剂。除附子、硫黄以外，这些方剂中还含有玄精石、水银、太阳石等。可是，王氏治疗阴证，最喜用的是附子、干姜。其所载医案8例，其中5例为姜、附并进，1例为四君子汤加干姜。而且，对于姜、附的适应证、服法皆有详细的说明。他指出：“古人用附子，皆为身凉，脉沉细而设。若里寒身表大热者不宜用，以其附子辛热能行诸经而不止。身尚热，但用干姜之类，以其味苦能止而不行，只是温中一法。若身热消而变凉，内外俱寒，姜附合而并进，温中行经，阳气并至。”↑（[32]）说明干姜适应于中焦虚寒或由于中焦寒盛，逼阳外走的身表大热证；附子则适应于少阴阳虚阴盛之证。至于脾肾双虚，则宜姜附合用。

此外，王氏还十分讲究药物的服用方法。如认为“若脉虚，按之全无力，为病人素无所养”，用热药不可冷服而只宜温服；若病人腹中阴气太盛，症见脉沉迟细而无力，全身及四肢逆冷，烦躁而渴，或口渴引饮不休，欲卧泥水中者，此为内有伏阴，须候汤剂极冷投之，使同气相从，药入不吐；或仿许学士破阴导阳之意，在大剂热药中佐以人溺、胆汁、茶、蜜、盐之类。对前人小建中汤日三夜二之服法，王氏十分赞赏，他认为治阴证用阳药，须在夜半加服，如夜半之后服用附子则易于收功；附子与大黄合服，昼服则助阳作用强于逐阴，夜服则逐阴作用强于温阳。并指出阴证尺脉不至者加黄芪，风温体重多汗者，宜白术汤加黄芪，这些都是经验之谈。

除药物以外，王氏还主张对阴寒内盛的少阴、厥阴、阴毒证，于神阙、阴交、气海、石

门、关元、中极穴施灸或用葱熨法。对“阳气在外，身表壮热，手足大温或热”的阴盛格阳证，主张用热醋炒麸注布袋中熏蒸脐下，或以干姜、石决明为末，以津唾调如泥罨手心，至暖汗出为度。这些临床用药经验，可资借鉴。

【医案例举】

杨乘六治吴长人，于三月初，身大热，口大渴，唇焦裂，目赤色，两颧娇红，语妄神昏，手冷过肘，足冷过膝，其舌黑滑而胖，其脉洪大而空，一医欲用白虎。杨曰：身强壮热如烙，而不离覆盖；口虽大渴引饮，而不耐寒冷；面色虽红却娇嫩，而游移不定；舌苔虽黑，却浮胖而滋润不枯。如果属白虎，则更有四肢厥冷而上过乎肘，下过乎膝，六脉洪大，而浮取无伦、沉取无根者也。此为格阳戴阳，若用白虎，必立葬命矣，遂以大剂八味加人参浓煎数碗，冷饮，诸证乃退。继以理中加附子、六君加归芍，各数剂调理而愈。（《古今医案按·卷一·伤寒门》）

分析 “格阳”、“戴阳”证不相同，“格阳”为内真寒而外假热，所谓阴盛于内而格阳于外也，“戴阳”为下焦虚寒而上显假热，两者有内外、上下之分别，然病濒危急，两者亦常互见。此案于错综纷杂诸症中，舌、神、四肢厥冷互参，断为内有真寒，阳浮于上及格阳于外，用大剂辛甘温热之剂，回阳救逆。但阴盛阳脱之际，服温热之剂惟恐与阴相格而致呕吐，故据同气相求之意，嘱其冷饮，用药后诸症悉减，继以温中、益气健脾收功。

四、学术评议

（一）王好古在张元素脏腑辨证及李杲脾胃学说的影响下，结合个人临证经验，繁引诸家之言，独阐阴证之辨证治疗，从而把散见于历代著作中零乱而无条理的有关阴证的论述，整理发挥成为具有辨证施治体系的一门独特学说，这是中医学理论在金元时期的一大发展，对后世研究阴证有莫大的启发。

（二）王好古论阴证，重视内因，不囿于伤寒外感之说，提出了内感阴证理论，并阐发了以太阴内伤虚寒为主的阴证学说，使阴证的辨证论治从伤寒外感阴证，发展到内伤杂病阴证，大大扩充了阴证的范围，从而把伤寒学说与脾胃内伤学说有机结合起来。阴证学说既是对仲景学说的发展，又补充了东垣脾胃内伤详论“热中证”之未备。其主张温补脾肾，对明清温补学派医家深有影响。

【注释】

[1]《阴证略例·王好古跋文》

[2]《阴证略例·麻序》

[3]《阴证略例·祭神应王文》

[4]《阴证略例·海藏老人内伤三阴例》